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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自由:英伦为何至今还是"帝制"?

帝制就是君主制:尽管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皇帝,但路易十六不是皇帝是国王。当年法兰西由帝制而共和为我华夏所取法。当然,法兰西亦有取法,那就是 “美利坚合众国”。合众即共和。然而在美利坚之前,还有英吉利。它才是地球上最早迈进现代门槛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气质,不为华夏所待见,我族当年可以学法,也可以学美,但不会学英。一百年前,同盟会的《民报》插图不是鼓吹美国革命就是法国革命,却不见英伦的。后来《新青年》拾级而上,更是一味偏重法兰西。再后来,20世纪20年代涌现的反帝浪潮,第一个针对的就是英吉利(当时收复的租界,也只是英租界)。原因固然很多,但就政治言,法兰西和美利坚都是共和政体;英吉利的头上留了个君主制的辫子,不足取法。所以,辛亥前力主学英的康梁只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西耶斯

插:正是出于对帝制或君主制长期污名的不满,记得我在一次对话式的聊天中就“走出帝制”的书名调侃(我没有这本书因而没读过),意思是帝制没有那么可怕,英国今天不还是帝制吗。稍后一位朋友说:我认为英国不是帝制而是共和。朋友的话当然没问题,我也只是心里应了一下:毕竟英国直到今天依然是Kingdom而非Republic吧。当然,说英伦是帝制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整地说,它是Kingdom和Republic相结合的制度“宁馨儿”。

不妨在英伦之外举出一个“积极影响”的旁证。西班牙和法兰西一样,也是传统君主制国家,长期统治它的也是来自法兰西的波旁家族。该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共和,但都伴随动乱。特别是1931年的第二共和,直接酿成二战前夕的“西班牙内战”。是军人弗朗哥平息了战乱,也终结了共和。他一手恢复了君主制,但不自为君主;而是让君位虚悬,自己摄政。这位饱受诟病的独裁者统治了西班牙近四十年,直到1975年逝世。按照他的遗嘱,他死后政权还交给波旁家族亦即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西班牙开始进入君主立宪式的共和时代。我们今天可以指责佛朗哥,但如果不是佛朗哥用君主制结束了自身就混乱不堪的西班牙共和;那么,很清楚,这个共和不过是露西亚人手中的玩物。

那么,像法兰西一样,英吉利的共和是否也可以脱去君主的外衣。事实上英伦始终有取消王室的呼声,也许某一天这并非不能成为事实。只是到今天为止,保留王室依然是民间主流。英吉利是个保守的民族,它愿意把王室作为传统的活化石保存下来,哪怕以供观瞻。当然,这种表述很表浅。不妨听听阿克顿勋爵的看法:“只要君权存在,大不列颠就将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对于很多自治的英联邦成员,王权仍是必要的权力中枢。此后虽然只是消极存在,它仍能享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并帮助维持一种组织结构,惟有奠基于此,方可获得人民的尊重。即使有堕落和愚蠢的君主,君主政体仍将继续存在。伟大而自由的英国所依据的社会秩序,需要君主对公众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也是种政治需要。”消极的存在,积极的影响,这是对今天君主制功能的一个适当的概括。

胡安·卡洛斯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推进西班牙普选。之后他只是一个虚位君主或“国家的象征”,国家事务则由民选的政府首相治理。但,1981年弗朗哥旧部发动军事政变。议会被包围,正在开会的首相等一干人被拘捕。政府瘫痪,情势紧急,国民更是惶惶不安。这时是王室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胡安·卡洛斯发表电视讲话,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听到国王的声音,国民镇定下来,同时也知道政变注定失败。人们信任国王,有时也需要国王,这是不是从古老历史深处传递下来的集体无意识?

历史一激进,人类就摔跤

英伦: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

1832年是英伦“民主化”的开始,此年的纪年意义相当于1688年英伦开始的“宪政化”。从宪政到民主,英伦始终稳健推进,盖在于它有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上文所说的Kingdom和Republic的合一。

17世纪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世纪性纪年。在英吉利,议会贵族和斯图亚特王朝博弈并胜出;因此,1688年的“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制演变的三部曲:从封建君主而专制君主而立宪君主。人类历史从中世纪缓慢进入现代。但,历史并不同步;反观法兰西,路易十四“朕即国家”,这是欧陆专制君主的巅峰。英法之间的时间差,显然,英吉利走在了法兰西的前头,也走在了历史的前头。现代性的曙光从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亮起。隔着海峡向东,自法兰西而德意志而露西亚而土耳其而吾族华夏,整个大陆广袤逶迤,尚蛰伏在中世纪的雾幔中。

胡安·卡洛斯一世

人类最古老的制度就是君主制了。原始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就是最早的君主。针对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君主制,保守主义的迈斯特为君主制辩护:“对人类而言,最自然的政体是什么?历史将回答:是君主政体。”东方民族早熟,还在元前,我族就已经进入“封建君主制”了。

1911年时,康有为把这种形态的共和叫“虚君共和”。它可以让社会转型新旧衔接,避免一刀两断,过度震荡。当年康梁是学英反法不学美的,就像法国革命前期主张学英的斐扬派一样,抵挡不住激进主义的潮流被边缘化。

高卢雄鸡看起来快捷,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咔嚓一声,君主死了,帝制死了,历史也死了,人类现代了。然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但它“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了吗?且不说第一共和的灾难给法兰西带来的不幸;更何况它还开启了模仿它的露西亚式的现代性灾难,以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法兰西买单。从传统到现代,历史只能加减,不能乘除。从事历史作业的人,须当审时度势,循序渐进(此即梁启超所说的不能“躐等”),亦不必抱“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那种功必在我的孙文心态。否则历史一激进,人类就摔跤。今天,英吉利还是英吉利,始终没有抛弃帝制。法兰西看起来第五共和与第一共和一样,无有帝制框架;但它终究无法绕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法国现代史上的标志年份有1789、1830、1848、1870,但没有1814。然而,这个被忽略的年份在法国现代编年上不可或缺。这一年英普联军终结了拿破仑帝制,让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复辟登基。自此,法兰西摆脱了大革命的紊乱,走上了君主立宪的共和之路。

一百年后,法兰西异军突起。1789年,它以大革命的方式开创了不同于英伦首发的另一种现代性;但,从历史后视角度,这是现代性的歧出。如上言,法兰西应该就近取法一衣带水的英吉利,而不是绕过大西洋去拥抱刚立国的美利坚。移民的北美没有自己的地理传统,但法兰西有。法兰西同英吉利一样,都是有着古老君主历史的民族,这种传统在自己的地理上早已扎下了根。后发的法兰西学英可以,学美注定碰壁。结果法兰西无顾本土历史与现实,尽管也是共和;但从来没有帝制的共和在北美是橘,走出帝制的共和在法兰西是枳。水土不同故也。

历史从头捋。走出中世纪的国家,一英,二美,三法。德俄无论,更无论那些古老的东方帝国。现代化是从英伦这个蕞尔小岛发起,接着越过海峡由西往东推进。东方无不在走西方的路。问题在于,西方之间英、美、法,各自路径就不一样。于是就有一个取法上的选择,或者叫路径依赖。面对传统君主制,英伦的路径不是从君主到共和,而是从君主到立宪,而后逐步共和。即使共和,无废君主。这是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其次是美利坚,制度创新,直接共和;因为北美没有帝制和君主。英美由此形成世界史上走向共和的两个模块。英耶?美耶?

出于对英伦光荣革命的认同,国内有学者将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比附为“光荣革命”。因为它也是低限度的暴力。但论者似乎忽略了两者根本的不同。“光荣革命”保留了君主框架,它的共和是Kingdom下的共和。我们效法法兰西,是“走出帝制”的共和(因而也复制了当年法兰西共和后的乱局)。这其实可以让我们深思,为什么英伦革命平安了三百年,1912之后我们却战乱频仍。更有意味的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清末倒是没有战乱的,那么为什么清末不乱北洋乱。从英伦的经验和法兰西的教训看,关键因素在国体。

应然之法VS自然成宪

当然,这是和“实证法学”的解释相抵牾的制度、法律系统。因为人类秩序最初就存在于自然之中,因着这古老的自然秩序逐渐形成了人类的风俗习惯,又在这与水土因应的风俗习惯中慢慢成形为一套制度法律。这一切就像山野中的一棵树,没人去栽种,它是自然出生、自然生长。虽然它凝聚着历代人点点滴滴的经验和智慧;却无法由人类按照自己的“理性”、“应然”事先约好并定制。

英法两国分居英吉利海峡两边,它们各自的共和恰恰是一个有意味的对比。英伦是没有走出帝制的共和,法兰西的共和是在结束帝制之后。从制度成本的角度看,英惟其没有走出帝制因而是和平过渡;法终结帝制,遽尔共和,反而酿出了巨大的政治灾难。

据悉,近年译出的《民主国王》是胡安·卡洛斯的传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与君主的誓不两立,已经在我族成为广泛的教科书认知;因此,这吊诡的书名倒是可以让我们深长思之。

亨利八世

西班牙的“民主国王”

这其实是英吉利带着法兰西走自己1688年的老路。到1870年的第三共和,尽管其间有反复,比如中经一个短暂不宁的第二共和(1848-1852),但大体没有脱离君主立宪的轨道。正是有了半个世纪多的相对平稳的过渡,法兰西才可以卸掉君主的袈裟。1870年普法战争法兰西战败,国体问题重新提出。因为波旁家族和路易·菲利普家族都有继位的权利,同时也出现了纷争;为避免进一步失序,君主不复的第三共和成为法兰西的应时之选。它一直维持到了二战时的1940年。

可以看到,英伦“光荣革命”正是对古典共和的现代践履。国王可以世袭,贵族构成上院,下院除地主外,又吸纳从事工商的新贵族(即后来的资产阶级)。至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没有君主,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也没有贵族,它不是两院制而是一院制;有的就是把教士和贵族剔除在外的第三等级(如立法会议和国民公会)。西耶斯认为,第三等级就是人民。由它主权就是民主。所以法式共和,与民主同义。后人多学法兰西而不学英吉利,即在于这种共和直截了当兑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既政治正确,又大快人心。

中世纪与君主制在时间上大致合一。中世纪各个国家的政权基本上是君主形态的。我华夏是一个无神论民族,我们今天对中世纪的批判主要不是对神权批判而是对君权的批判。政治学上和君权对应的是民权,亦即和君主制对应的是共和制。按照教科书,君权之下无民权,所以人民要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华夏的制度对决就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两间展开。可以用一本书和一部电视片概括这一对决所形成的百年史:从“《走出帝制》”到“《走向共和》”。

人类历史具有趋同性。我族元前的历史场景,又在元后五世纪末欧亚大陆的那一头重演。属于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首领克洛维率兵进占高卢,后建立法兰克王国。这是西欧君主制的一阶段。以后由查理大帝三分的东法兰克、中法兰克和西法兰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别从君主封建走向君主集权。其中,法兰西王国从西法兰克脱胎而来,至17世纪卡佩王朝的路易十四,终于把贵族收拾成了廷臣,并豢养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凡尔赛。路易十四完成了集权之业,这是绝对主义王权。

从卢梭到西耶斯,就是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卢梭声称:“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如果翻译无误,秩序可以是权利?而且还神圣?退步言,建构社会秩序是一项权利;但在英伦,它宁可说这是“古老的权利”,也不轻言“神圣权利”。神圣是形而上,但权利却是形而下。何况,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约定之上?谁是约定者?历史上能找的到吗(北美例外)?卢梭的契约实际上就是宪法,卢梭认为,它是可以有制定者的(确实,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每隔两三年就搞出一部宪法)。

作者:邵建

那么,“光荣革命”缘何成功?我们常常说,这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政治妥协和宗教宽容。这固然很重要;但,远比这重要的是,在国体上,“光荣革命”持守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古老的帝制,将它宪政化而不是推翻。没有这样一个国体稳定,和平是谈不上的。还是屈威廉:“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共同缔造了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后来历史上称之为的‘革命解决方法’。在这种政体形式下,英格兰从此得以享受和平。不管对于教会还是国家,这个‘革命解决方法’都证明具有稳固的特质。它几乎没有变动地一直维持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

迈斯特说:“我们来看看英国的政体吧。它肯定不是事先制定好的。英国的政治家从未聚在一起说,‘我们来创建三种权力,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让它们相互制衡’。他们谁也没想过这种事。英国的宪政是诸多环境因素的产物,而这些因素多得数不胜数。罗马法、教会法、封建法;萨克森人、诺曼人和丹麦人的习俗,所有等级中的特权、偏见和主张;战争、叛乱和革命;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和十字军东征;种种的善与恶,种种的知识、谬误和欲望……总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影响,千千万万种因素的汇聚辐辏,经过悠悠千载的漫长运作,才形成了这个复杂的统一体,这种世人所看到的权力的平衡。”这个统一体,名字就叫君主制,这个权力平衡就是君主立宪。

至于隔海英伦,自1066年威廉征服后,君主几乎就是绝对君主。但贵族势有不甘,双方的斗争彼此跌宕。1215年《大宪章》订立,这是贵族的一次胜利。但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至尊法案》(1534年),不仅改天主教为国教,并使自己在世俗领袖之外同时成为宗教领袖。这是君主专制的胜出。但,风水轮流,下一个胜利,历史天平又倒向了贵族议会,而且一劳永逸。这时已是17世纪了。

垂范在前的英吉利,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因革损益,有扬有弃;雅各宾则一叶障目,但知革而不知因,恨不将克洛维以来的历史像辫子一样一刀剪断,一切从头开始,也一切从我开始。当年在密室中策划“光荣革命”的都是一些老谋深算的贵族,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非常务实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法兰西不然,雅各宾几乎都是些年轻的不熟悉公共事务的文人。他们的思想资源是启蒙运动,身上有着普鲁塔克式的英雄情结。传统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历史本来就是用来创造的。政治经验贫乏的他们,却富有政治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念。一边以抽象理念运作政治,亦即让政治成为理念的演绎,一边无视自己的现实、传统和历史:这是一种非常法兰西的“理念主义理性主义”。

历代周王是君主,分封各地的诸侯是贵族。君主和贵族都是可以世袭的。它们各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贵族不受周王直接统治,是自治。这是分权性质的君主制,是为君主制第一阶段。元前221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其实,诸侯不是西来,而是诸侯作为制度被秦王剑指归西。从那时起,我华夏族封建不再,余绪犹存。历史进入了君主制的二阶“集权君主制”,所谓君主专制是也。

“理念”一词源自古老的柏拉图。在柏拉图的世界,理念是形而上的,它和现实的关系是,现实只是对它的模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受到不同国度文人亦即知识分子的欢迎,知识分子就是“理念人”:它居高临下,以应然对实然启蒙,亦即以理念对现实启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对法国大革命影响至大。罗伯斯庇尔的枕头下就放着这本书。但,可以质问的是,过往千年,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签过这样的契约呢(美利坚例外,而且卢梭时代还没有美利坚)?卢梭的回答意味深长:“我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我不要争论事实。道理是应然,事实是实然。道理如果不是来自现实,仅仅是纸上的逻辑,却要事实反过来去服从;正如一棵树本来可以成为橘但却成了枳,要在种植它不是根据现实水土、而是仅仅根据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植物学原理。

国体如国鼎,宜静不宜动。一旦国体板荡,人人问鼎,势必天下无宁。所以,托利、辉格两党哪怕从国外请来一个其实也是专制的国王,也不废除君主制。君主制比君主重要,正如制度比人更重要。这种政治智慧是汲取了17世纪四十年代清教革命的教训。“光荣革命”之前,英伦也有一段共和历(1649-1660)。但那是失败了的共和。所以,“光荣革命”不愿重蹈查理一世之后的共和悲剧,而是让新兴的共和植体于古老的君主制,让其逐步发育生长。

光荣革命

共和主义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制度理念。至于这个理念与水土是否能立即吻合,这不在它所考虑。《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作者西耶斯,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首席政治设计师”。阿克顿爵士谈到他时说:西耶斯“将政治理解为一种探讨国家之应然状态的科学,他拒绝接受历史形成的结果,即国家之实然状态……经验不足以充当统治艺术的老师。他完全是背对历史……但他向世人保证,未来将截然不同于历史,且可能会更好。”这里的“应然”即理念状态,“实然”则现实状态。政治作为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顾实然而应然,只能是政治的倒错。

20世纪以来,有两个词长期被污名:一个是“中世纪”,一个是“君主制”。联系前者的是“黑暗”;连缀后者的是“专制”,并且还是“封建专制”。以致我们对这两个词的认知形成了条件反射。其实,中世纪并没我们想象的那般黑暗,或,它不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黑暗,包括现代。同样,君主制也不是那么万恶;尤其当它和它以后的全能主义时代相比(奥斯维辛、古拉格……),你会发现,君主制蕴含着很多古老的自由。

拿破仑·波拿巴

只是,在英伦那里,宪法也好,制度也罢(当然包括君主制),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约定或制定的。宪法和制度就像风俗、习惯、语言、货币等一样,无不是自生自发的,找不到它们的起点。既没有发明人,也没有制定者,它只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我们今天说英伦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习惯法国家、普通法国家;它没有成文法,只是非成文法。但,不成文不是指不诉诸语言文字,1215年的“大宪章”就写在羊皮纸上。这里,非成文的含义是非制定。从法和秩序的源头来说(这是元秩序),它是生成的,不是人为的。你找不到原初的制定文字,甚至它形成于文字之前。

法兰西:理念主义理性主义代价

然而,英吉利偏偏是历史舞步中的慢三。拖着虚君的辫子不说;其共和也只是旧式的贵族精英共和,不是人民民主共和。后者作为一种普世诉求,还要交给历史去逐步完成。可以看到,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32年议会选举的“改革法案”,英伦用了近150年的时间才开启民主制度化的运作。这是英伦从宪政到民主,亦即从古典共和到现代共和的转型。它是缓慢的,也是稳健的。

根据以上,英伦所以没有终结帝制,而是在帝制框架下共和。这是它对历史传统的自觉承袭,也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克制了本土亦有的“理念主义理性主义”冲动的结果。西耶斯认为,经验不足以充当统治艺术的老师,英伦正是以经验为师而不以抽象理念为先导。所以,“光荣革命”看不到一个宏大叙事的概念,正如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等大词满天飞。和法国大革命血流遍地相比,“光荣革命”到底光荣在哪,仅仅是因为没有洒落一滴血吗?英国史家屈威廉说:“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它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方法。”是的,不是1688年革命时期没有流血;而是直到今天,三百多年来英伦三岛一直和平。

“虚君共和”属于古典形态的共和。共和体制虽出现在王政之后,但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体制。在康有为看来,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是我华夏族。元前841年,周厉王虐政,国人进攻王宫。王者弃位逃逸,国柄由周、召二公联掌,史称“周召共和”。这是贵族共和。如果按亚里士多德:一人执政是君主制,少数人执政是贵族制,多数执政是共和制;这种共和是平民共和。但,到了罗马时期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那里,共和不在贵族,也不在平民,而在贵族、平民和君主的三位一体:共和=君主(国王) 贵族(元老院) 民主(公民大会)。这种体制发端于罗马王政又成熟于罗马共和,波利比乌斯正是对罗马共和时期的权力架构的观察,方才归纳出这种“混合宪制”的共和,是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完型。

最初面临选择的就是法兰西。它选择了美式共和。法不学英,盖有因缘:英法世仇,世纪中又输掉了“七年战争”。法兰西学美,一则美利坚独立时,法英作对,故不惜鼎力相助。更兼之前的启蒙运动,高卢雄鸡注入了共和激素,亢奋好斗无已。1791年君主立宪甫定,吉伦特派发动民众为共和签名,试图废君宪立共和,由此酿成血案(马校场事件)。尔后雅各宾推波助澜,发动民众起义,拘囚路易十六。一个月后宣布帝制终结,共和成立。然而,走出帝制的共和,给法兰西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祸患。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八十余年间,法兰西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之间荡秋千,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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